我国法治始终与开放相伴而行。五年来，我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，不断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，以法治推动制度型开放，运用法治反制裁、反干预、反“长臂管辖”，有效应对挑战、防范风险银易配资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
邮轮产业融合高端制造、现代服务、特色旅游、跨境消费等多领域多业态，既是近年来的消费热点，也是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领域。最近，第十八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在广州市南沙区举行，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迈入第二个黄金十年。在邮轮产业发展过程中，邮轮经济的制度规范还不完善，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环节一直存在制度短板。
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 姜杉：国务院有明确的要求，要求我们及时探索立法的快速响应机制，更好地满足企业、市场、群众对法律制度的需求。
2024年新年第一天，首艘国产大型邮轮“爱达·魔都号”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开航。“爱达・魔都号”全长323.6米，总吨位13.62万，拥有2125间豪华客房和套房，满载可容纳5246名宾客。遗憾的是，“爱达・魔都号”首航不久，出现常用必备物资上船难的困境，补给环节成为邮轮运营的堵点和痛点。
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 姜杉：比如说，在邮轮上大量使用的香水、高度酒、清洁剂，因为里面可能含有一些酒精成分，按照现行的海上安全法规，它属于一种危险品。我们分析这主要是没有把邮轮当作特殊的运输工具来对待，现行的一些制度瓶颈，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。
针对我国在国际邮轮靠港补给方面存在的制度瓶颈和短板，2024年国务院制定了《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给的规定》。《规定》采用“小切口”立法模式，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适应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制度规范，鼓励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给，保护了国际邮轮经营者、靠港补给物资及相关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。
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 姜杉：从起草审查到最后完成仅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这个条例的出台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邮轮靠港补给的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的问题。游客可以享受高品质的服务，同时也完善和延长了邮轮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。
五年来，我国加快涉外领域立法的步伐，制定修改了对外关系法、对外贸易法、反外国制裁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、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、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重要涉外法律法规，涉外立法“四梁八柱”基本形成。
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
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，一方面，对接了国际规则，有力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，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制度性保障能力；另一方面，为我国实施反制裁、反干预、反“长臂管辖”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、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。
前不久，一起特殊的仲裁案件在上海浦东国际法律服务园开庭并作出裁决，本案双方当事人都是欧洲公司，一家为英国某船舶设备公司，一家为希腊某船舶公司，他们因为货款纠纷，在今年9月向上海海事局调解仲裁服务平台求助。
英国陵信海事远东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王春娟：这笔欠款我们当时超过一年多没有收回来，收款比较困难。我们也咨询了英国的法律顾问，如果在英国进行诉讼，走法律程序耗时比较长，费用也比较贵。当我们了解到对方公司有船舶在中国停靠，就去上海崇明海事局寻求了帮助。
经了解银易配资，双方未签订正式合同，仅有邮件等资料作为凭证，实际履行地涉及境内外，中介公司又曾发生变更，导致货款追索陷入困境。浦东新区司法局主动跨前，与上海海事局共同研究以“调解融合仲裁”的方式推进纠纷解决，从而为纠纷双方注入信心。
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局长 黄爱武：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后，我们再临时仲裁开庭，通过临时仲裁裁决，赋予调解协议内容的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，最后只用11天的时间就很妥善地、圆满地化解了这起跨国的货款纠纷。
这起案件是“海事调解+仲裁”解纷新模式在国内的首次实践。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，在服务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海南等地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仲裁机构办理涉外仲裁案件1.6万件，标的额达到7300亿元，其中2024年受理涉外仲裁案件4400多件，标的额近2000亿元，与2020年相比，分别增长了100%和136%，我国正逐步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。
西班牙嘉理盖思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陶睿哲：每当仲裁庭需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以保护当事人利益，或需要采取特定调查措施时，仲裁员可作出相关决定，之后可向普通法院申请执行。我们认为中国是建议客户通过仲裁机构解决争议的最佳地点之一。
五年来，我国加快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、律师事务所，支持组建“一带一路”法律服务联盟，涉外律师队伍发展到1.2万多人，我国律所在3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7家分支机构，律师、公证、仲裁、商事调解等方面的涉外法律工作全面加强，服务保障公民和企业“走出去”的能力不断提升。
我国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
中国走向世界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，必须善于运用法治。在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新征程上，我国需要加快建设同我国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，善于运用法治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不确定性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。
近日，一批药食同源商品从重庆渝州海关快速验放、顺利通关。这是自《中国（重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药食同源商品进口通关便利化改革试点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以来，重庆企业进口的第五批食用药食同源商品。根据试点改革方案，药食同源商品无需办理药品进口备案手续和口岸检验，通关时间由原来的15天缩短至最快30分钟。
重庆市商务委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处长 李志远：企业进口药食同源商品可直接在重庆口岸通关，单个集装箱降低物流成本约2000元，企业现金流转速度提升了近3倍，综合测算平均每千吨进口货物可节约成本约30万元。
重庆司法局副局长 张凯：自设立以来，重庆将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“试验田”，立足重庆特有的区位优势，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颁布实施《中国（重庆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》，为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保驾护航。
截至2025年10月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数已经达到22个，覆盖东西南北中。五年来，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一批标志性、开创性的举措，在投资、贸易、金融等方面形成了近200项制度创新成果。一些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还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累计推出110余项试点措施。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，制度型开放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释放。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霍政欣：从国内层面看，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，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。从国际层面看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、改革与完善，推动达成并高水平实施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。此外，中国积极推进涉外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，并取得显著成效，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、金砖国家、澜湄国家等框架下法治领域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充实。
五年来，我国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日益深化，涉外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和法律服务、法治人才培养协同推进，对外法治交流合作不断扩大银易配资，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了有利的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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